小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以后，目前多个省份发布相关数据。最受瞩目的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出现了位次调整。按照2019年常住人口数据，国内一共有16座千万人口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以后，目前多个省份发布相关数据。最受瞩目的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出现了位次调整。
按照2019年常住人口数据，国内一共有16座千万人口城市，依次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石家庄、杭州、郑州、西安、南阳。
目前，这些城市中，成都、天津、武汉、哈尔滨、临沂五座城市的七普数据尚未公布，因此暂未将五城纳入以下排名。
从现有情况看，2010-2020年间，广东省是人口最大赢家，广州、深圳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长分别约598万人、714万人。同时，广深两城数据较2019年变动很大，分别从2019年的1531万人、1344万人增至2020年的1868万人、1756万人。这也给成都、天津带来压力。
2019年成都、天津的人口排名位次在广深之前，分别为人口第四城和第五城。但现在，广深双双超过天津。如果成都能够守住人口第四城位置，广州、深圳则依次排第五、第六，天津滑至第七。接下来，成都的人口数据将影响人口第四、五、六城的位次变动。
另据已公开数据，东莞、长沙新跻身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南阳则已掉出千万人口城市梯队。其余热门城市中，南京、合肥、宁波尚未突破千万。此外，人口大省山东全省十年人口增长超570万人，其中是否会诞生新的千万人口城市，也值得期待。
中西部省会亮眼：郑州反超杭州 西安强势拉升
不包括成都、天津、武汉、哈尔滨、临沂五城，2020年千万人口城市排行如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各地“七普”数据整理）
从规模看，人口向省会集中的趋势明显。过去十年，区域发展的一大重要思路变化正在于强调以核心大都市圈带动城市群发展。其中，培育核心大都市是这一战略的基础，多地也在力推强省会战略。
为此，石家庄、郑州、杭州都在这十年中实现了全省人口首位城市的跃升。其中，石家庄替代保定、郑州替代南阳，而保定、南阳都曾是千万人口城市，杭州则替代了温州。
同时对比2010年，西安、郑州、长沙、重庆等中西部城市的人口表现突出，都实现了300万以上人口增长，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过去十年中西部省会城市崛起、人口回流的趋势。
西安、郑州都实现了名次攀升。相对2019年，郑州实现对杭州的反超；西安超过苏州、杭州、郑州，石家庄，至少攀升了四个名次，接下来还有可能继续超过哈尔滨、临沂。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初西咸新区划归西安管理，相当于此前咸阳秦都、渭城大部分地区划入西安，这对西安十年人口增长贡献不少。
另外，长沙跨过千万人口门槛，保持大幅增长，这也殊为不易。湖南临近广东，人口受广东吸引明显，在广东保持强大人口集聚力的背景下，长沙表现出了自己的竞争力。不过，2010—2020年，湖南全省常住人口增长74.4万，去掉长沙的增长，实际上湖南其它地区整体处于人口流出状态，长沙和广东城市都是这些人口的重要流向地。
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的人口增长排行中，上海、石家庄、天津暂为后三位，人口增长未能超过200万。其中，天津增长落后于石家庄，上海增长也落后于同样拥有高门槛落户条件的北京。
“上海在此前2017~2035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强调人口、建设用地的封顶，这对上海的制造业发展带来了限制。”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年来上海制造业表现在GDP中地位整体下降，相应也会影响到人口增长。同时，上海的高成本（如户籍门槛高、生活的收入支出比）也降低了上海吸引力。
广深年轻、北上老了，新增人口放缓加速城市老龄化
从人口老龄化（60岁及以上占比）来看，不包括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四大直辖市是所有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重庆、天津均已超过20%，北京接近20%。
与此形成对比，广州、东莞、深圳三座城市是人口最年轻的城市。实际上，广东省整体老龄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为12.3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各地“七普”数据整理）
对直辖市来说，“新鲜血液”的加入将影响老龄化水平和速度。“老龄化水平是一个相对数概念，年轻人口占比多了，老年人口比自然就小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长江经济带研究室主任杨昕表示。
杨昕指出，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和相对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广东省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的重要原因。
根据《2019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分析》，2019年广东省人口出生率为12.54‰，高于全国平均的10.48‰，人口死亡率为4.46‰，低于全国平均的7.14‰，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8.08‰，在全国31省市中仅次于西藏。同期，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63‰，1.43‰，1.5‰，2.91‰，形成明显对比。
除了新生儿，从外部流入的年轻人口数量也将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天津近年城市吸引力表现比较平淡，重庆情况比较特殊，比起城市更像一个省（重庆合计38个区县），其320万新增人口相对于3000多万的人口规模而言还不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流出较少，尤其户籍人口，如果有大量流动人口进来——这些人往往比较年轻，成为新常住人口，则可以“冲淡”原本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情况。
这些年北京、上海人口方面收的比较紧，新增人口放缓，这也会影响城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数据。
从广东全省看，外省流入人口较 2010年增加 812.34万人，年均增长 3.26%。广州、深圳作为全省集聚力最强的城市，该指标很可能高于这个数字。就上海而言，外省市来沪人口十年共增加150.2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6%，远低于广东省水平。
实际上，过去十年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也远不及自己此前1990-2000年、2000-2010年的水平。
进一步看，如果年轻人流入少，城市整体可能“生”得更少，进而又会增加城市的老龄化程度。
同时，杨昕指出，虽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8.7%，未来还将面临老龄化水平的又一波快速提升，但由此产生的压力并不是完全无法化解。
“随着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寿命的延长，过去的60岁和现在的60岁已经是两个概念。”她表示，我国现有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这部分人口大多仍具有劳动能力，且不需要特别的生活护理，这是宝贵的老年人力资源，可以通过积极促进老年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参与，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日本、德国等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发达国家也是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压力的重要措施。
除了越来越近的“延迟退休”，已退休老年人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实现再就业也是重要途径，比如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知识经济等。
这在市场活跃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也更容易实现，将是这些城市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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