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随着中国经济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质量问题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问题，需要从经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
随着中国经济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质量问题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问题，需要从经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
从质量作为价值判断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质量的现实性价值判断，即追求经济效率，但没有涉及到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没有涉及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广义的质量经济学视角来看，质量的经济属性应当同时涉及到质量的现实价值判断与终极价值判断，因此，对质量概念的外延应当进一步拓展。从微观经济视角，质量的经济属性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企业质量，实际上都关注的是投入和产出，要求实现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从中观的角度，质量包括产业发展质量、工业化质量、城市化质量、金融发展质量和生活质量。从宏观的角度，质量包括经济增长质量、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对外贸易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和经济政策质量。
由于质量的经济性是指在投入与产出比较的情况下，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需要的产品，从而获得尽可能多产出和收益的特征。因而质量的经济属性必然涉及到商品经济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分析必然要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产品质量与劳动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过去劳动的质量影响过去的产品质量，过去的产品质量又影响现在的劳动质量和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影响。因此，要正常质量的产品必须与“正常质量的劳动”相一致，使得产品生产的“劳动要具有正常程度的品质与强度”，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关于劳动质量决定产品质量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劳动能使产品形成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功能。同时劳动过程是具有目的性的，使所制造的产品符合一定的社会需要。这表明产品要有质量，生产产品的劳动能够使产品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这种物质功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过去劳动过程的产品作为要素、作为劳动材料或者劳动资料进入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是我感兴趣的，只是过去劳动的质量，劳动产品实际上是否具有它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合乎目的的属性，这一劳动是好是坏”，“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质量，它们在这种特殊消费过程中实际充当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就只是取决于一种特殊劳动的结果，取决于这种特殊劳动的质量。同在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完全一样，劳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只是由于它是作为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一定的有目的活动起作用，只是由于产品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上所具有的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劳动的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产品质量决定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又直接影响着产品价值量的高低。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价值量是以“平均样品”为基准来决定的，他认为“作为价值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并且只有在劳动时间化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即同等社会劳动时间自乘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包含在自身中的劳动时间的化身。”
因此，个别产品中劳动时间与“平均样品”的劳动时间不一致时，所决定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如果个别产品的质量高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产品可以凝结较多的价值，因而高质量的产品就具有了比较高的价值量，质量与商品的价值成正比关系。同样的道理，个别产品的质量低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这样只能形成较少的价值量，低质量的产品所拥有的值量就少。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而等价交换规律作用的前提是质量保证。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那么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有机联系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体现者，价值是体现在具有有用性的具体物质商品中的，消费者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质量是商品交换发生的基础条件，因此商品生产不仅有数量要求，而且有质量追求，质量是所生产的商品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不同质量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质量高的商品必然价格高，质量低的商品必然价格低，这是商品交换中的一般质量规律。
研究质量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质量作为单个商品使用价值如何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使用价值看作商品的自然属性，否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因此没有对社会使用价值进行研究。商品经济使用价值的本质是社会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的使用价值，这就使商品的质量成为社会的质量，同时，作为社会质量，必须符合社会的质量要求、质量标准，并且适应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内容上成为社会需要的反映，使用价值的社会质量最终得以体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质量也是提高使用价值量的因素。马克思曾指出“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提高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
因此，在质量经济背景下，个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就意味着商品的质量要符合社会必需的质量水平，必须与社会必要的质量相适应。如果单个商品质量与社会必要的质量不相适应，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质量是使用价值的重要方面，超越了社会需要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水平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也不能具有社会使用价值。所以，社会使用价值在量上的规定性是符合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商品质量的变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大量的社会财富”，实际说明使用价值不仅有数量，而且使用价值也有质量问题。“产品质量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所具有和包括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使用价值角度质量的二重性，“产品的好坏程度”指的是产品的品质或耐久性，这是讲质量的物质属性，使用价值首先是指物质能够满足人们使用的物理属性，这是指质量的物质属性。产品实际上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的程度是产品的实用性功能，这主要是指产品的物质性能的社会表现，也是指质量的社会属性，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功能。而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二重性质取决于生产商品劳动的质量及其完善程度。
从质量与价值的关系来看，价值是具有社会性的，而质量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就是通过质量的社会性起作用的。
从劳动价值论来看，质量对价值的影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不仅与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的质量水平相联系。也就是使用价值取决于产品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使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质量越高，单个商品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当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商品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会转化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产品实现的社会价值就越大。
从相对动态的再生产过程中，也可以考察质量与价值的关系。从再生产过程看，每个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会发生变化，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质量变化会影响到商品价值量。如果产品的质量提高，那么在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折算为社会平均质量水平的数量就能够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就会增多，但是根据价值决定的规律，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那么，与原先同等的社会时间，实质上是代表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如果根据这个增大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那么质量提高的产品就含有更多的价值量。
同样，如果一种产品的质量下降，那么意味着同样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降低，此时生产的劳动时间要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根据价值决定规律，这一高出部分无法得到价值补偿，原先同等的劳动时间只能够代表更少的社会价值。根据减少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就意味着质量下降的同量产品具有较少的价值量。因此产品价值随质量提升而增加，随质量下降而降低。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数量再生产循环和质量再生产循环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社会再生产既是数量的再生产，也是质量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有机联系系统是数量循环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体构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是通过再生产系统中数量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来实现的。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
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这表明质量是具有循环再生产特征的，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取决于生产条件的质量，生产条件的质量又取决于提供生产条件的产业的质量。在质量循环的过程中，不同环节和不同部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些部门、产业和企业的质量问题，又可以在质量循环过程中影响到另外的生产部门、产业和企业的产品质量。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从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意义上去研究。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时，仅仅只研究了生产力的数量，而忽视从质量意义上研究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是具有质量特征的，生产力质量的标志是生产力的效率，说明生产力效率提高时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就多些，反之生产力效率低时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就少。在生产过程中，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一般用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两种方法。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要素中机器的质量、原材料的质量、土地的质量对剩余价值和财富创造的影响。
一方面把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类型：外延扩大的再生产和内涵扩大的再生产。外延扩大的再生产是指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是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而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其关键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作用的发挥，从而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一是提高要素的结合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结合，进而提高生产率，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来衡量 。二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关键是效率的提高。
马克思在分析质量问题时，不仅分析了微观上质量与使用价值、价值的关系，宏观上生产过程的质量循环链、生产力质量、经济增长质量，而且研究了国际贸易质量，探讨了产品质量对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一学说是从数量意义上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李嘉图在论述比较优势学说时曾经认为“我们生产工业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针对李嘉图的这段论述，马克思在“数量更多的商品”后面的括号里加上了一句评论“没有质量的差别！”，并运用了惊叹号。他的意思是李嘉图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质量。“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之后，质量问题在比较成本理论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数量意义的比较成本学说指导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在价值链竞争的国际贸易竞争背景下，质量就成为了比较成本学说的一个短板。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策考核体系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质量和效益，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在质量追赶中需要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全面提高质量。因此，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质量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需要，“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质量经济学理论”，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中国特色质量经济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质量问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以数量分析为核心。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质量时代，质量问题成为了新时代的大问题。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质量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逻辑方式，对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扩展，构建以质量分析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以质量为核心，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价值、使用价值、价格、劳动而重引入质量分析，为构建质量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在微观分析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引入生产要素质量分析、产品质量分析、企业质量分析等，以微观质量的提高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扩展马克思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集约生产方式的分析，为结构升级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分析国际贸易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为开放发展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落实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微观质量经济学理论，在提高微观经济质量的过程中，要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出发，既要重视质量的物质性，更要重视质量的社会性，把质量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有机结合起来，使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促进微观经济质量的提高。同时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产品质量通过劳动质量的提高来实现，企业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质量来提高产品质量。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多方面的解释。从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来看，主要是企业生产中，仅仅只注意了产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的质量，而忽视了产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的质量，生产结构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过剩了，也就是缺少社会属性的质量，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过剩了。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要重视产品质量的提高，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基础促进微观质量的提高。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造成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平衡，这些结构性失衡形成了资源的误配置和资源的不能有效利用，造成了经济发展中传统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的矛盾，导致了中观经济质量问题，制约了产品质量社会属性的实现，影响了微观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质量经济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中观质量经济学理论，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促进中观经济质量的提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要实现开放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世界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国际贸易中的质量问题发展为质量竞争并不断上升到首要地位。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国际贸易质量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质量经济学理论，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从以数量的比较优势向以提高质量的竞争优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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