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开场白:张宇: 财经要点宏观解析,拓宽思考新局面,不同角度更多深度,放大资讯关注度,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与《新财富》杂志联合打造的《环球财经大视野》,我是主持人张宇
开场白:张宇: 财经要点宏观解析,拓宽思考新局面,不同角度更多深度,放大资讯关注度,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与《新财富》杂志联合打造的《环球财经大视野》,我是主持人张宇。
张宇:作为经济血液,我国多年的高速发展,对能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一些领域对能源的利用效率,却并不如意。如何使能源在供给经济营养的同时,换取最大投入产出值?我国能源事业的发展,又如何在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之间,取得平衡?这是我们上半场要关注的话题。
节目的下半场,我们来关注:“货币战”。信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黑田东彦日前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通缩”,比以往更为激进的货币政策,似乎“一触即发”。就在“货币战”争论甚嚣尘上之际,本周全球五大央行接力举行货币政策决议。未来事态会如何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
高利:这里面会有一个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是美国一个学会公布的一个服务业指数,从55.2%攀升到56%,超出市场平均的预期,这一方面说明整个美国的基本面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另外美联储的副主席表示,央行不会在宽松货币的立场上退却,这种表示坚定了大家继续看好美国货币宽松政策,所以短期来说,是受这两个因素影响。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或者是经济的复苏势头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王欣:我们知道道指一般都被视为衡量美国经济的晴雨表,您觉得美国经济完全复苏了吗?
高利:应该说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了,从房地产的销量、制造业的数据显示,都可以看出,美国应该在逐步稳步向上的一个趋势。
王欣:但是我们看到,就在1号的时候,美国经济还在受自动减支措施的困扰呢,美国经济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高利:其实整个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是没有变化的,只是我们说,之前解决金融危机采用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积累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的。但是本身这个政策的变化,还没有影响到整个经济复苏的势头。另外,从这个股市的表现,一方面反应了基本面整个的趋势,同时也反应了短期政策的变化,或者是短期货币流动性的变化,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目前整个的环境都对整个美国股市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其实大家看到,美国股市在上涨的同时,全球的股市,特别欧洲股市也在上涨,所以货币宽松的局面给美国股市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我们说,从外部也好,内部也好,给美国了一个促进股市上涨的态势。
开场白:张宇: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与《新财富》杂志联合打造的《环球财经大视野》。
今天和听众朋友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能源,第二个话题“货币战”,节目上半场我们将和:《能源》杂志执行主编 王高峰,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张宇:一个是成品油价格刚刚又提高了一次,油价已经破八了,另外一个,北京的天越来越差了,甚至是全国的天目前都不太好,出门望望天,今天是个蓝天都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很多专家媒体都在讨论要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能源结构目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王高峰: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几个大的能源品种,它的比例一直以来都差不多,最高的是煤炭,因为现在这个数据有不同的口径,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煤炭是2012年一次能源消费的66.4%,这个是最近几年来煤炭所占的比例下调比较多的一次。石油这么些年,一直是在18%左右徘徊,2012年是18.9%。天然气的比例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是5.5%,以前是比较少,在2010年的时候还持有百分之三点多,这个天气也是上升的比较快。还有是非化石能源,这个就是除去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比如说水电、核电、太阳能,还有其他的生物质能,去年的数据是15.1%,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王欣:在这个能源幅度,首先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煤的占比特别的高,66%,但是不能和世界上进行对比,就没有突出的比较,您帮我们对比一下。
王高峰:世界上的煤炭所占的比例,平均的来讲是比较低的,2010年的数据是这样的,煤炭是占29%,世界平均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是29%。
王高峰:天然是24%,其他的非化石能源是百分之十一点多,我们跟人家一对比的话,煤炭的劣势一下就显现出来了。
王高峰:没错,我们去年烧了39.4亿吨,全球的煤炭消费量也就是70多亿吨。
张宇:煤还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所以煤的消费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除了目前我们能感受到的雾霾之外,煤炭的消费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吗?
王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切身感受到的这种雾霾天气以外,我觉得煤炭这个东西是一个高碳的能源,燃烧一吨的煤炭要排出两吨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现在40亿吨的燃烧量要有8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出来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大,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和这种低碳的消费和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的能源消费是每年以6%、7%的速度在增长,我们这个巨额的能源消费跟能源供应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的能源在2010年的时候,能源消费总量超过了美国,中国和美国家加起来,现在占整个世界能源消费的将近50%,这两个国家占一半,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要刚才我们讲的,能源消费的环境承受力,如果这样消费下去,环境不可承受,而且我们在以很快的速度增长。第三,我们的能源安全怎么来保证,我们现在烧的能源绝大部分,因为是煤炭占主要的比例,绝大部分还是能够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整个能源的自给率在90%以上,但是我们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56%多,这个东西现在是难以阻挡的,我们这个刚性需求太强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能源安全的问题。
王欣:确实现在在能源方面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说现在我国是用煤的大国,现在我们的产量能达到多少?您看这个煤炭是占世界用煤的一半,但是我们的产量能达到世界的多少?
王高峰:我们去年消费的是39.4亿吨,我们进口的是2.8亿吨,有37亿左右的是我们自产的,我们是一个煤炭大国,每年煤炭的产量非常大。
王高峰:煤炭的利用效率基本上是所有能源中间最低的一个,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数据上的考察,因为这个煤炭从采煤到采出来以后的选洗,就是把这个煤洗了,矸石给打出来,再到运输,再到最后的利用,每一个环境现在都是效率比较低。我们现在煤炭的平均回采率只有40%多,也就是说地底下的一吨煤能够采出来只有的40%,发达国家很多在80%以上,我们国家像神华、中煤比较大的也差不多能到80%。
王高峰:肯定是创历史新高,而且以后每年还会继续创历史新高,我们1993年成为原油进口国,1993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我们从没有进口到现在的56.4%,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再向前推一点的线年间,我们石油的进口已经超过了50%。相比美国,美国当时他的对外依存度从22%上升到50%,它只有20%多的区间,它用了30年的时间,我们增长的速度可见是多么的快,这是一个方面。
王高峰:是有关的,因为我们这些连的经济增长,必须是依靠能源大力的推进,能源为支撑来发展的经济。第二,我们的进口还会继续增加,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自产量现在已经平衡在两亿吨上下的水平,我们去年的进口量,是2.7亿吨,以后进口量会不断的上升,自产量会平衡两亿吨左右,会平衡很多年,有的专家预测是这样,我们最高的石油产量也就是2.3亿吨,我们上升的空间很小了,但是到2030,可能会进口5亿吨以上,就是我们到时候的对外依存度可能会破70%,还会有一个很高的上涨。这个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我觉得天然气跟整个油气相比的话,我觉得天然气的进口可能会比石油的进口的问题更大。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的增长,我们去年的天然气已经进口到了400多亿方,我们自产是1077亿方,我们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将近30%,这个是没有几年的时间就到了30%,未来几年可能更多,因为我们的中连管道马上修好了,现在跟中俄也在谈这个问题,可能未来几年会建成中俄管道。就是说天然气进口对大家的意识,还没有意识到,天然气进口可能比石油进口未来对原油安全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天然气跟石油不一样,石油是这样的,国际上有一个很完备的石油市场,虽然这些年讲石油安全,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给哪个国家把石油中断了,但是天然气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意思,像俄罗斯、乌克兰,前几年的俄欧斗气,动不动就把这个天然气切断,这个是需要我们未来警惕的。
张宇:有人把天然气比作血液,在经济发展中,我们是离不开血液的输送氧气的,按你刚才的介绍,一方面,我们要关照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包括结构的降低煤的消耗量,一方面我们还归结到能源安全,比如说天然气、石油,我们的对外依存度这么高,未来几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么高,天然气又没有一个很完备的市场,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依存一个市场,而是某两个国家,这个时候更有问题,怎么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呢?
王高峰:其实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们的结构,煤炭在未来30年,甚至50年,可能都还是占我们整个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还是老大,应该50%的限应该下不来。其他的能源,像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未来提高,这也是一个趋势。
王高峰: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这个比例上升是能看得到的,像石油和天然气,石油我觉得这个很难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天然气可能未来有一个空气,但是相比来讲,如果煤一直是老大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好,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煤的利用效率的提高上,这个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重点,因为现在我们很少,包括国家的政策、社会的呼吁,很少有人把煤炭的利用效率给抛出来,另外有的烧,有电用大家就觉得还不错,但是煤炭的利用效率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一吨煤在地底下,如果到它出来最终转化成消费,转化成利用,一吨煤从开采到选洗、运输、利用,这个环节下来,我们的有效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是很低的,就是说刚才的每一环节都会有很多的浪费,如果我们把大笔的钱也许投入到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就是过多的钱投入到这个行业,让他过剩,还不如投入到煤炭,提高效率。这个效率是这样的,一年的煤炭量40亿吨,如果提高五个百分点,就是两亿吨,就是相当于河南一年的产量。
张宇: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环球资讯频道联合《新财富》杂志共同推出的环球财经大视野,我是主持人张宇。
张宇: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能源》杂志执行主编 王高峰,聊了聊:能源结构的改善话题。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主任 姜跃春,来探讨“货币战”是否一触即发。
张宇: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央行行长这个职位是神圣,而且带有一种大家很尊敬他的感觉,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美国,政治总统是奥巴马,经济总统是伯南克,就说明了央行行长的这个职责是很重要的,据说说日本央行行长叫白川方明,这个人因为不同意安倍上台以后日元贬值的政策,所以安倍就说,你干脆就下台吧,上来一个叫黑田东彦的一个人,所以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黑田东彦是何方神仙?
姜跃春:黑田东彦是日本政界或者说财界一个资深的官僚,他对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是比较熟悉的,在2000年,上个世纪1999年的2003年,他就出任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退了之后,是在小泉内阁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到2003年被亚洲开发银行聘去做行长,一直到现在,8年。所以他对日本经济政策以及对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把脉相对比较准的,在日本国内,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那个时代的前后,日本人或者说亚洲经济的一些国家,基本上对黑田东彦这个人物都是非常熟悉的。
姜跃春:这个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黑田东彦现在主张的金融政策或者说财政政策和安倍是完全一样的,不谋而合,而且这个是过去多少年来,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在过去多少年,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当中,政出多门,而且很多大臣对如何刺激经济复苏都有各种各样的招法,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特别是政治家,比如说安倍这种政治的首脑和财界的人士很难达成一致,因为财界的人士主要从经济的方面着眼,而政治家主要从整个政治方面考虑居多,所以很难达成一致,这次就不同了,黑田东彦的经济主张和安倍完全是一致的,尤其是近期的关于通胀2.0的版本,他们两个是不谋而合,所以黑田东彦肯定是要如期上任。
姜跃春:他当大臣期间,我是在咱们中国驻日本事关工作,那时候我负责日本的经济调研,所以经常去财务省拜访、请教他们,对他们还是有一点直观的感觉。
姜跃春:觉得他也有别称吧,基本上是属于日本的央行行长都技日元先生,意思是说,日元的起落、日本汇率的高低,是决定于这一个人之手,所以他们的威信也很高,在日本属于点石成金的人物,在日本的财界、金融界都是赫赫有名的。
王欣:我们看到,这一次他发表讲话时候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听上去有点耳熟,因为我们知道德拉吉也曾经说过,不惜一切保卫欧元,我们看到他成功了稳住的欧元的局势,不知道黑田东彦还能不能达到日本提出的2%的通胀目标?
姜跃春:之所以他的口气如此强硬、坚决,我觉得和他过去十年前在日本担任大臣期间已经有所不同,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话基本上还是有弹性的,基本上有可变性,但是这一次如此坚决,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实际上这种话不应该出资经济学家之口,如果是政治家有这种话,表示自己的意志,完全可以理解,这么说,我觉得有几个理由,现在日本经济所处的背景和当年他当大臣时候的背景不太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经济也不好,刚从1992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走出来,有一点复苏,现在日本经济是持续20年的衰退,公认的全世界最差的经济体了,这是背景的不同。第二,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的通货紧缩持续了20年,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多数人判断,通胀紧缩应该结束了,因为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可是没想大,他当了八年的亚行行长之后回来,日本的通缩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还有是外汇汇率,他走的时候,汇率应该是110兑一个美元上下,现在他从亚行回来的时候,两个月之前,实际上日元已经到了80兑一个美元,日元升值的幅度很大,他觉得必须要调整金融政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和安倍的政治立场可能会有一个呼应。
王欣:所以我们看到,各个方面都要求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现在日本能留给黑田东彦的施政空间到底有多大?
姜跃春: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安倍作为首脑,他是决心已定,一定要搞成2.0版本,一定把这个通胀搞到2,这个决定是已定了,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来印钞票,当然这个钞票,说起来容易,但是操作起来也会有一些困难。从经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日本已经是负债率很高的国家,印钞票是要会增加债务,所以说这个空间会受到限制。但是尽管如此,我估计安倍面临着稳住阵脚,他的这个新的内阁还处于没有立住阵脚的阶段,还有一个7月份的选举在等待他,他在这之前,必须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拿出一些实际的东西,让老百姓觉得日本有希望,日本经济有可能,所以他为7月份的选举争取胜券,为自己的内阁站住立脚,他必须有比较强烈的决心和意志,所以我觉得决心是有的,而且黑田东彦已经预测到了未来的困难,他还要有一些其他的措施配合,同时他也讲到了,在采取这种措施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国内外的反应,如果反应过激的话,我估计他也会重新调整。
张宇:如果黑田东彦和安倍晋三两个人,不挂是基于技术角度还是政治需要出发,让日本的通缩达到2%的通缩目标的话,如果日元贬值的真的是能提高日本经济,白川方明为什么不同意?
姜跃春:决定日本经济出路的,实际上决不仅仅是日元汇率,这仅仅是一个因素,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决定经济复苏的三架马车,在日本也是一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消费。这三架马车,消费在日本占的比例更高,大概在60%—70%左右,所以这个投资和出口仅占30%左右,这个汇率和出口是仅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白川方明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种比较稳妥的策略是对的,既使整个出口复苏了,由于贬值的政策,你对“货币战GDP的贡献率仅仅百分之十几到20%左右,而且这个还取决于美国经济、亚太经济如何,所以当时白川方明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
姜跃春:国内外,特别是中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正好处于日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期,所以很多人预计,我们是不是在高速成长20年之后,也会像日本来个20年衰退,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引起国内外的热议,我觉得日本经济之所以不成,当然原因是非常多的,有短期的、长期的,简单的概括,首先一个是,因为他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泡沫破灭,从那儿作为一个拐点,当时的股市是接近四万点,当时的房地产也是最高,但是1990年开始破灭以后,实际上房地产持续下跌,股票市场从四万点降到八千多点,缩水了这么多,所以第一个原因是说,个人资产的整体缩水,缩了很多,很厉害,这是最明显的,你钱少了,过去你是一万块钱,现在变成400了,这个差别很大的。
姜跃春:对,而且消费率没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日本的老龄化的趋势和少组华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并行,使得拉开力共赢出现缺口,劳动生产力也不断的下降,这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不确定的原因。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第恩个原因,日本的经济结构是比较落后的,没有根据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形势进行调整,所谓的经济结构有很多,但是最典型、明显的,就是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就是它有一部分企业是完全外向型的企业,比如说缩呢、奉天,所有的产品外销,给日本经济带来相当大的红利,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所以这一部分企业大概有15%,还有一部分是对内的,比如说金融企业、生产企业、消费、流通,这部分企业大概在80%—85%,这部分企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对外的企业是非常高的,但是日本有些资源,由于日本的政界和财界关系的特殊性,使得他有效的资源不能够完全流入到经济效率比较高的企业,只能流动到对内的企业,对内的这些企业恰恰效率非常低,所以有些资本流入到国内的这些企业当中,效益就非常好,所以造成很多乱账死账,都是这些项内的企业造成的,所以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必须进行一个有效的调整,这个调整实际上进行了好久,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的政界问题没有解决。
王欣:所以现在比较担心日元下跌会导致“货币战”,黑田东彦回应了说,货币政策不应以汇率为目标,这是什么意思?
姜跃春:这个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政策,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为自己的政策、为自己把祸水引向东方、国外、亚太地区的一个解释,这是一个,他就觉得,我不会引起什么“货币战”,在他看来,货币的起伏高低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事实上现在形式的,他是用政府的政策进行干预的,为了把这个责任逃掉,就这么讲,意思是说,汇率的起伏跟我没什么关系。当然,现在日本的汇率的这种变化,也确定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是由于市场规律的变动,由于日本经济,或者说其他国家汇率的变化,使得他的汇率出现了一定的理性回归,两方面都有。理性的回归就是,比如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日本对美元的汇率实际上是110左右兑一个美元的,爆发危机之后,前不久,实际上已经达到的70兑一个美元,日元等于从过去的110一下子升值了30%多,这个实际上是对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不相符合的,因为此前日本经济并不好,不好的话,货币应该贬值,反倒升值,所以这也等于是背离的,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价格回归的过程,就像股票一样,本来这个股票不值10块钱,值3块的一下到了8块,肯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所以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我觉得是属于理性回归。
张宇:索罗斯在三年年就发现,日元这样一种升值是不合理的,因为经济基本面不好,还要升值,所以静静的等了三年,狙击日元成功,狂赚了三千亿元。您认为日元要贬值到什么程度,从经济基本面里看,才算合理?
姜跃春:这个肯定是各家都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尽管日本已经贬值了15%,达到了93%对一个美元,但是事实上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来看,应该说,日元现在实际上还是处于高位,仍然是高位。100以内全是高位,应该是100—110之间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我可以从过去战后20年、50年,我们看日元走向,刚开始日元在战后的时候是360日元兑一个美元,《广场协议》,1985年的时候240兑一个美元,所以日元在不断的上升,但是最基本合理的情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应该是120个日元兑一个美元,到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块头不断增加,不能说上升怎么样,块头大应该在110兑一个美元前后,我觉得是合理的,所以现在日元实际上还是身居高位,为什么日本的出口现在迟迟还是不行,因为出口企业把自己出口汇率的标准基本上还是设定在110前后,所以出口企业还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合理的价位应该在100—110期间。
张宇:前不久韩国总统也说的,日本就是在搞“货币战”,而且我们要先发制人。
姜跃春:我觉得从现在全球经济的背景来讲,谁也不愿意挑起“货币战”,包括贸易战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的经济都捆绑在相互融合,全球化时代捆绑在一起了,你损失,我可能也要损失,所以这个大背景之下,大家都不愿意提起“货币战”,但是日本,由于他的汇率,前一段上升太快,所以他毕竟要有一个调整,他从政策主观方面,特别是安倍上了以后,这个倾向、方向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由主观作为这一面。虽然没有挑和“货币战”的考虑,也没有想到,但是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这种效果。尽管主观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客观的这种效果肯定会出现,因为大家的经济都不好,去年整个的全年,世界经济都处于同步放缓的,包括中国在内,这是去年经济的趋势。亚太地区去年也是集体下滑,就是新型经济体,而且亚太国家又全是出口主导性的国家。
王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中国觉得会不会卷入到所谓的“货币战”当中?
姜跃春:对中国的影响肯定会很直接,因为中国也是出口主导性过程,特别对日本的出口占了很大的分量,但是中国的参与或者说波及中国的影响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怕,因为这种事情,中国毕竟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对我们的冲击并不是直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客观、冷静的,觉得这种事情也未必就一定轰轰烈烈的搞起来。
姜跃春: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这是最根本的,让美国、西方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找不到我们的把柄,因为你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找一些借口,会冲击市场,所以说我们把自己的经济搞好,不让他冲击,另外,我们要和亚太其他的国家联合,构筑一道防火墙,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和其他的亚太货币专家有一个机制,这个要进一步升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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