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土地使用(城市)规划是保护和发展受保护地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
“土地使用(城市)规划是保护和发展受保护地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罗伯特基拉尔说,斯皮思城堡及其邻近区域相关遗迹是斯洛伐克一处独特的、风景如画的遗产地,包括多个完整的历史遗迹、遗产和广阔的缓冲区。该遗产于199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2017年起,斯皮思城堡缓冲区内泽赫拉村的新土地使用规划一直在准备中。罗伯特基拉尔介绍了泽赫拉村的规划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由于大部分领地都具有文化和自然景观价值,这大大限制了新建城区扩展的可能性。城堡、教堂和宅邸的视觉外观必须作为文化历史景观价值加以保护。二是聚落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根据泽赫拉村城市规划面临的挑战,科希策文化遗产局做出了强烈的保护决定,避免在距教堂约700米的南部视野范围内建造任何建筑物。另一方面,该视野区域内平坦的南部田地也被规划出来,用于扩大聚落居住地。
罗伯特基拉尔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受保护区域制定的相关管理规定,以保护遗产景观的突出文化价值。通过与科希策文化遗产局的合作,确定了列入保护遗迹名单的特色景观的土地使用要求,并根据附近罗姆人聚居地区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规划了新的住宅区。其中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是,目前已完成对城堡下方区域高级路网的追踪。
罗伯特基拉尔说,泽赫拉村土地利用规划将在几个月后通过,希望这能成为一个长期有效的工具,保护和鼓励斯皮思城堡景观的视觉完整性和真实性特征。
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的伊河两岸,现存2345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余江宁介绍,1949年以来,针对石窟本体方面存在围岩崩塌、洞窟渗漏、雕刻品风化三类典型病害,龙门石窟开展了近七十年的保护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实施了“奉先寺的抢险加固工程”“龙门石窟五年综合治理工程”,完成了大规模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奠定了龙门石窟文物保护区和文物游览区的基本框架。2000年龙门石窟“申遗”成功以后,相对于抢救性保护,龙门石窟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有计划的、预防性的保护研究工作,“保护管理规划”“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石窟保存状况调查”“数字龙门”“龙门石窟洞窟考古报告”等项目使龙门石窟的保护管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龙门石窟而言,预防性保护概念并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是在抢救性保护工作的经验和积累上发展而来,龙门石窟正经历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发展阶段。”余江宁说,预防性保护有利于建立健全龙门石窟保护工作的框架,深入了解石窟文物病害的发生、发展,研究石窟文物风险防范与控制技术,进而科学构建石窟文物风险监测与评估体系,提升龙门石窟科技保护和管理水平。
余江宁说,目前,龙门石窟在保护研究管理上仍存在诸多困难,石窟的病害远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治理,科技保护的水平亟待提高。他表示,今后,龙门石窟将进一步加强预防性保护工作力度,提升科研水平,切实保护好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考古学家解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金钥匙。20世纪后半叶以来,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瞩目,著名者如广东川岛海域的“南海一号”(南宋时期)、韩国新安沉船(元代)和印尼的“黑石号”沉船(晚唐)等,这些水下考古新成果,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姜波介绍,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三者均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高峰时期宋元时期,发现地点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对出海通道的称呼)和远洋航线上。从航向来看,“南海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是从中国港口满载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则是从东南亚归航泉州的海舶,这些发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姜波认为,“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该沉船1987年在广东川岛海域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并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沉船。目前,“南海一号”的室内发掘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考古发掘显示,“南海一号”是一艘满载出航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体残长约22米,最大船宽近10米,总计有14个隔舱。船舱里各色货物码放有序,品类繁多,此外,船内还发掘出大量的个人物品,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船体左舷外发现的一个小木盒,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截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392件(套),其中瓷器13497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钱约17000枚等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
“骨头海湾遗址的故事与马其顿整个领土范围内的湖边桩屋和湿地是分不开的。”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说,马其顿湖泊和湿地是史前巴尔干半岛中部重要的区域。
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介绍,根据在紧邻湖泊或河流地带开展的考古发掘情况,以及过去十年间进行的水下考古发掘活动,目前已经对远古时期生活在帕拉菲遗址的人们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在奥赫里德湖水域骨头海湾遗址开展的水下考古发掘活动是马其顿北部最早开展的水下考古调查活动之一,标志着正式开始对这些水下文化遗存进行考古研究、保护和保存。在面积为8500平方米的骨头海湾遗址地,发现了青铜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史前帕拉菲特聚居遗址。
从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至今,在湖底约3至5米的地方共发现了约6000个木桩遗存,它们很有可能建造在一座公共平台上,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共支撑了约20个用木材建造的史前住宅建筑。由于这一遗产地的湖底建有密集的木桩,并保存了大量关于该聚落居住形态的各类实物文化遗存,我们可得出聚落布局的相关结论。
“在骨头海湾遗产地开展的水下考古研究是巴尔干半岛开展的最全面的调查研究之一。为此,2008年至2009年,对存在于青铜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湖居进行了重建。”伊凡娜达摩瓦斯卡捷克夫斯卡说。
良渚古城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分揭示了遗址的重要价值,证明它是良渚文明的都邑性遗址,是实证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规模庞大的世界级城址,遗址的价值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
刘斌介绍了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保护的过程,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考古中心建设,培养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人才,出版学术著作等工作扎实开展。积极保护、整体保护、科学保护等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12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阿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介绍了波兰以发展为导向的考古研究体系。
阿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认为无论小村庄还是大城市的考古遗产,都反映了这个地方的独特性。所以,考古遗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的原有物质,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物质却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受到了破坏。考古是真正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因为它采用非入侵式的方式研究遗址并确保它们在多年之后仍完好保存。预防性考古是为了防止信息的丢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时,需要制定一个全面完善的体系来管理考古遗产,并尽最大努力为子孙后代保护好这些遗产。
阿格尼尔斯卡昂尼斯佐克强调,考古过程中从规划阶段到普查、大规模考古挖掘、对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再到考古结果的发布,应用系统性方法是具有相当优势的。特别是考古结果的发布和宣传,其方式应更具多样性,例如使用多种交流方式,将科学社群及更广大的公众群体纳入其中。为了使抢救性考古能够真正做到防止遗迹的信息流失,并具有预防性,长期保护必须适用于所有考古文献类型,包括文物、纸质文档和电子化。
内塞伯尔古城是保加利亚唯一一处包含城市区域的遗产地。因此,对该古城的保护有别于保加利亚其他遗产,有一定的独特性。
伊凡科列夫说,内塞伯尔古城的管理和保护随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变化。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了大量工作对古城进行保护和修复。到了90年代,国家对于世界遗产地内的新建项目失去了管控,结果,曾经以其真实性著称于世的世界遗产地差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随后,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监督下,内塞伯尔当局和当地居民对该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新方向:制定总体规划;2009年,随着文化遗产法案的通过,保加利亚内塞伯尔古城得到了“考古保护区”法令的保护;2015年,根据现行立法,通过了新的保加利亚内塞伯尔古城保护体制,其中包括保护指南和可接受的干预等;重新更新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状况并明确了保护机制;记录和拍摄未发掘的考古遗址、街景和中世纪教堂等;制作建筑、考古和文化遗产监控卡;分阶段拆除非法建筑;每年开展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等等,经过二十多年奋争保护遗产的努力,让内塞伯尔古城重获新生。
长城遗产价值包括向来认知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体表现为中国北方以农牧交错为主的生业交错地带丰富的历史演变,长城所承载的管理制度、建筑技艺、军事防御、商贸交流、交通体系和民族迁徙及地理文化景观等维度和侧面。
段清波认为还应通过对长城地带环境和社会文化等现象间规律性关系的探究,在认知中国文明演变机理的背景下,在宇宙观、社会治理观、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观”)的理论体系下,从中国文明形成发展演变的宏大历史背景看待长城的建造以及长城地带的农牧互动,可以探索和揭示考古学上所体现和反映的,蕴含汉文明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特点的长城的核心文化价值。
段清波说,长城的核心文化价值具体而言,“有形”的长城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的产物,是汉文明“对立”思维方式的物化表现,具有突出的历史、科学、艺术、军事、建筑、文学、社会、景观、教育等价值;而“无形”的长城作为中国文明“礼”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的集散地,见证了农牧民族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再到精神生活的长期融合之路,体现汉文明变通的思维方式特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财富。
斯特茨中世纪墓地于201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系列遗产。该系列遗产由28处墓地组成,分布于波黑、塞尔维亚、黑山和克罗地亚等4国,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中世纪墓碑的代表。
米里亚娜奥克伊里奇说,这些墓地建造于12至16世纪期间,以行列的方式排列,这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常见的习俗。墓碑大多以石灰岩雕刻而成,在某些方面受到早期、史前和中古传统的影响。
斯特茨中世纪墓地的保护是通过与负责墓地日常维护的机构和组织以及与对墓地享有特殊利益的当地社区和其他团体的密切合作,制定了遗产地管理规划。管理规划的主要目的包括:为墓地及其周边环境制定管理目标以确保其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保护和提升;为今后的管理设计可持续发展模式,兼顾墓地管理与周边环境管理之间的平衡以及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确定研究所需的必要水平以对未来的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提升公众意识等。除总体管理规划外,也为每一处墓地制定了具体管理规划。
“现在各方正在研究斯特茨墓碑永久和系统保护的解决方案。”米里亚娜奥克伊里奇说。
回洛仓是隋代重要的国家大型粮库,位于隋东都洛阳城外北部,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郊。2004年,该遗址经考古钻探与发掘得到了进一步证实。2014年,回洛仓遗址作为“中国大运河”核心组成部分,顺利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霍宏伟从文献记载、考古钻探与发掘、学术文献的数据解析等不同角度,对回洛仓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做了简要梳理后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回洛仓只是一个考古遗址点,“中国大运河”是一条纵贯南北的线。但是,应当看到东都洛阳城是隋大运河的中心枢纽,而回洛仓作为位于东都城北郊的一座国家大型粮库,汇聚了通过大运河输入的南北各地粮食。“民以食为天”,回洛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亦反映出回洛仓遗址在“中国大运河”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独特地位。
考纳斯现代主义建筑是1918至1940年间立陶宛政治环境的产物,不仅见证了历史,更承载了独特的记忆和特质。
卢卡斯斯特拉瑟维切斯说,如今,随着重要项目“2022年考纳斯欧洲文化之都”的开展以及考纳斯现代主义建筑正筹备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些遗产正逐渐恢复生机。
卢卡斯斯特拉瑟维切斯介绍了当地社区积极参与考纳斯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行动。如针对考纳斯集体记忆的项目“考纳斯开放档案”,这是一个开放平台,当地社区可在其中发布各种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记录生活经历、捕捉过去点滴,创建一幅更为多样、具有丰富情感的考纳斯记忆画卷。“让我们建设更美丽的考纳斯”是一家位于考纳斯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历史的传承,并致力于打造更美丽的遗产环境。
卢卡斯斯特拉瑟维切斯认为,文化遗产和社区间的协同效应刺激人们学习遗产的历史,并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遗产,因此遗产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代表非政府组织的社区与市政当局的对话有助于确保参与式治理,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罗马尼亚有8处世界遗产,其中2处是自然遗产,6处是文化遗产。达契亚要塞群就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奇普里安桑杜介绍,达契亚要塞群位于奥勒什蒂耶山脉,建设于公元前1世纪至1世纪时期,是达契亚人为了对抗罗马帝国入侵而修建。要塞群共包括了6处建筑,范围广且保存状态良好,拥有独特的建筑结构,展现了达契亚人当时的技术水平。
奇普里安桑杜说,这处遗产地反映了当时独特的历史风貌和文明形态,是当时当地居民精神寄托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运用先进的探测技术、科学的方法及制定法律法规等对要塞群进行更好的探测、规划和保护。目前,罗马尼亚正在进行遗址的修复项目,保护其独特的风貌、价值和真实性。 (本报记者 李瑞 徐秀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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